上海打造全球资管中心，如何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

近两年，陆家嘴论坛已先后见证了施罗德基金、贝莱德建信理财等多家外资或合资资管机构的揭牌。从2018年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对在中国设立的主体获得绝对控股地位后，短短数年，全球顶级投行、头部资管机构纷纷涌入中国，主要在上海设立了独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证券公司以及外资控股的合资理财公司。

今年以来，一批国际金融机构高管密集到访上海，包括瑞士瑞银集团、英国汇丰集团、渣打集团、美国摩根大通、德国安联投资等，这也彰显了这座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

不过，外资机构仍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在境内募资较为艰难、跨境数据安全问题存在不确定性、政策可预见性偏弱、QD额度仍不足等。下一步，如何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也成为此次陆家嘴论坛的焦点议题之一。

打造全球资管中心在路上

2021年5月，上海率先在全国提出打造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目标。经过三年努力，上海资管规模已占全国近30%，其中公募、私募基金和保险资管规模居全国首位。

安联基金是第六家落户上海的外资独资公募基金，也是首家来自德国的外资独资公募基金。今年4月，安联基金正式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注册资本3亿元人民币，由德国安联保险集团旗下的安联投资全资控股。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安联投资便开始了对中国相关资产的配置，并于2006年成为第一批全国社保基金境外投资管理人。如今，安联投资已是管理海外A股基金规模最大的全球资产管理机构之一。

据了解，目前安联基金已在准备新产品的发行事宜。该机构此前对记者表示，将更加主动地融入中国市场，以追求EPS（可解释Explainable、可预见Predictable、可持续Sustainable）的投资结果为目标，为中国投资者提供资产管理解决方案。

从2017年以来，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加速。2020年4月1日，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外资股比限制正式取消，自那以来，贝莱德、富达、路博迈、施罗德、联博、安联投资等国际资管巨头在沪设立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多数目前已经发行了多只股、债基金产品。

目前，全国6家新设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国内五大行参与设立的外资控股合资理财公司、超过一半的新设外资控股券商全部落户在上海。92家国际知名资管机构参与上海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试点，63家参与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点。临港新片区国际再保险功能区吸引了中外15家财险公司再保险运营中心、4家保险经纪公司入驻。

中国金融市场的吸引力和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是吸引外资的关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党委书记霍颖励在此次陆家嘴论坛期间表示，近期，境外投资者已经连续16个月净买入中国债券，债券持有规模超过4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在中美利差倒挂背景下，境外资金持续流入银行间市场，彰显了人民币金融资产的吸引力。

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

上述积极进展都基于一个关键词——改革开放。下一阶段，为了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制度型开放将成为另一个目标。

霍颖励表示，金融开放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在不同时期对于开放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我国金融市场开放一直以渐进式、管道式为主，在当前立足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强国建设目标要求之下，以往由金融资源和要素流动驱动的开放非常有必要向制度型开放进行转变。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在论坛上指出，未来要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迈向更高能级，也希望上海的探索能够为全局积累更多经验。在他看来，几方面的提升尤为重要。

其中，在“提升资本项目开放质量，为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营造良好环境”方面，要加快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便利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证券投资，当前中国正在修订相关资金管理规定，进一步简化和完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RQFII）资金管理，支持壮大耐心资本。

全球资产配置已经成为趋势，亦是中国投资者的诉求。朱鹤新表示，未来还要继续支持境内机构开展跨境投资，近期已向53家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发放额度合计22.7亿美元，着力满足居民境外投资合理需求。同时，也要借鉴国际财资中心经验，研究完善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政策，支持跨国公司在沪设立全球或区域资金管理中心等。

在20日与陆家嘴论坛同步举行的中欧国际金融圆桌研讨会·CLF50夏季会议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表示，仍要发挥好香港的作用。

“在短期内，上海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还是有一些约束，比如说资本项目没有完全放开，仍有很多交易受到限制。但中国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被国际市场接受的国际金融中心，那就是香港，一些新的国际金融交易需求可以由香港来满足，例如可以考虑将香港做成全世界最大的人民币资产交易市场。”他称。

数据跨境传输指引更明确

事实上，高水平的金融开放也体现在一些细节中。近日，外资机构最为关注的数据跨境问题就已取得积极进展。

2023年9月底，国家网信办发布《规范和促进数据跨境流动规定（征求意见稿）》。多位法律人士当时对记者表示：“征求意见稿提供了豁免和例外情形，是积极的开放举措，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跨国公司及其在华企业的数据合规负担。”

上述征求意见稿第五条规定，预计一年内向境外提供不满1万人个人信息的，不需要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然而，市场上一些金融机构，如外资公募基金，客户信息的体量大多超过1万人，如需符合上述合规要求，则可能导致外资机构总部对比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政策后，出于综合考量，放弃在中国的相关投资，不利于吸引外资在华投资。因而我们希望网信办能针对此类情况给予一定的宽限。”某服务多家外资资管机构的律所合伙人告诉记者。

就在2024年3月，网信办公布了《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的正式版规定。

花旗日本、北亚和澳大利亚地区总裁Marc Luet在论坛上赞赏了中国监管部门在跨境数据传输方面的工作，认为这体现了足够的灵活度，将有助于全球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并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

他称，中国跨境数据传输的规则和政策减少了障碍，使国内外金融机构都极大受益。希望中国政府继续与市场主体沟通协调，简化程序，以提高营商环境的稳定性，这对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根据正式版规定，就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而言，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在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或重要数据时，必须进行安全评估。普通经营者在提供重要数据或大量个人信息时，也需进行安全评估，具体门槛为自当年1月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1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不含敏感个人信息）或1万人以上敏感个人信息；就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而言，普通经营者在向境外提供10万人以上、不满100万人非敏感个人信息时，应与境外接收方订立标准合同，并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敏感个人信息的提供，即使数量不满1万人，也需订立标准合同或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

上述律所合伙人告诉记者，正式版规定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最大的区别是，进一步强化了数据出境场景中敏感个人信息与非敏感个人信息的区别，并据此调整了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和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适用的数量标准。

专家表示，如何实现高水平开放、让外资机构安心展业是一个重要课题。目前，政策的可预见性和透明度仍是关键，而法治才是最好的营商环境。